纪录片《北上——走出黑暗》解说词文案 第四集

第4集

笔直的包座河谷由南向北。

这是古松甘驿道，也是驻松潘的胡宗南部千里馈粮的粮道，与胡部的生存利害攸关。 早在 7月上旬松潘战役正在艰难进行之时，蒋介石就在成都召开军情会议，对红军有可能北出陕甘，打通国际交通线的前景作出了预判，并且命令吴奇伟纵队接替胡宗南平武防务，胡宗南部则进出上下包座，宣慰土司，纠集土著武装，以堵住红军的北上道路。

8月24日，胡宗南从张莱孝的来电中得知，红军已穿过草地，可能占领打通松甘驿道。胡宗南大为惊骇，当日即命伍诚仁第四十九师向包座出动。

同一天，正在先头部队之后的徐向前、陈昌浩，于草地行军途中致电朱德、张国焘：

“目前箭已在弦，非进不可，两路主力端出岷、哈、抑出夏、洮。…… “弟意右路军单独行动不能彻底消灭已备之敌，必须左路马上向右路靠进，或速走班佑，以便两路集中向夏、洮、岷前进。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盼立决立复示，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

同日，随右路军徐陈首长一起前进的党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通报毛儿盖政治局会议决议，再陈利害，反对渡黄河西进：

“以主力向黄[洮]河以西或失先机，敌沿洮河封锁，致我被迫向黄河以西，然后敌沿黄河东岸向我封锁，则我将处于地形上、经济上、居民条件上比较的大不利之地位。……

可见，这时中央领导人和前敌总指挥部的徐、陈首长，对张国焘令左路军在阿坝地区滞留不进，都感到十分焦虑。

8月27日，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翻越弓杠岭雪山，沿包座河谷向北急进。几乎就在伍师北进的同时，红军右路军后续部队也在包座河谷西边的沼泽草地里和伍师平行前进。

敌我双方，都在争分夺秒地抢时间抢空间。鹿死谁手？

这一天，也正是张国焘得知无法西渡黄河的同一天。

左路军西渡不成，右路军东出有路的前景，会不会让张国焘哪怕是暂时放下那些纠结犹豫了很多日子的念头呢？

抢在胡宗南的增援部队之前占领包座，打开并巩固北出陕甘的前进基地，这是右路军面前的当务之急。战机转瞬即逝，一旦敌人占得先机完成封锁，红军就有被迫退回草地的危险。而对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来说，迅速打开北进通道，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意义：帮助正在纠结犹豫间的张国焘，建立和巩固北出陕甘的决心与信心。

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主动向中央首长提出请求，承担攻克包座的任务。数十年后，徐向前回忆道：

我们到达班佑、巴西地区后，立即派人侦察地形、敌情，进行攻打包座的战斗部署。鉴于三军尚未通过草地，一军在长征途中减员太多，我和陈昌浩向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建议：攻打包座的任务，由四方面军的三十军、四军承担。中央批准了这一建议。我们决心在敌援兵到来之前，速战速决，攻取上下包座，然后集中兵力打援。

8月27日，进入巴西、阿西茸地区的右路军迅速向残敌发起攻击，扩大占领区域，至28日，相继占领巴西、上藏寺、牙弄、潘州、甲吉等村寨和寺院，切断求吉寺康团主力和阿西茸之间的交通，并将已被击溃的张莱孝支队残部和康团第5连围困于卓藏寺。

8月29日，红军二六四团向上包座守敌发起进攻，很快占领了山头阵地，残敌逃进达戒寺。

30日下午，敌四十九师先头部队到达上包座以南。264团边打边撤，诱敌深入，放敌49师与大戒寺内的残敌会合。敌师长伍诚仁指挥3个团沿包座河东西两岸进击，企图压迫聚歼红军于上下包座地区。

31日下午，红军全线反击，敌军阵脚大乱，被层层分割。激战至晚，敌四十九师大部被歼，师长伍诚仁重伤逃脱。是役红军歼敌4000余人，俘虏800余人，缴获枪支1500余以及几百头牦牛和大批粮食。

与上包座相隔30公里的求吉寺，是扼住松甘故道的交通咽喉，这里是包座战役的另一战场。然而红军在这里的战斗并不顺利，敌军依托寺院高厚的院墙和后山制高点的坚固工事凭险顽抗，由于缺乏攻坚重武器，红军多次进攻都没成功，红四军十师师长，人称“夜摸老虎”的王友均身先士卒，英勇战斗，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4岁。

最后，因伤亡太大，红军停止攻击，将残敌围困在求吉寺内。

包座之战，是红军在川西北地区与国民党军之间规模最大的一仗。这一战，打通了红军北上的道路，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经过草地的艰难行军，不顾疲劳，不怕牺牲，坚决完成党中央赋予的打开北进通道的任务，取得全歼胡宗南部一个师的重大战果，建立了卓越的历史功勋。战斗结束后，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赞扬：“四方面军干部、战士英勇善战，打得好。”

胡宗南的第一师第一旅李铁军所部，加强了廖昂旅一部后，原本计划于8月31日经柏木桥、弓杠岭，沿包座河谷进行增援。但胡宗南在领教过红军的厉害后，于9月3日电令李铁军：

伍师败回踏藏，朱、毛越噶曲河向班佑前进，贵部应即停止前进，相机撤退。

在争夺时间空间的较量中，红军已取得有利的主动态势。胡宗南若按蒋介石部署去甘南堵截红军北上，必须经文县绕行千里。而西固、岷州一线，国民党军只有甘肃地方部队扩编升级的鲁大昌新14师以及刚从鄂豫皖调入甘肃的第3军王钧部第12师，各部队之间空隙巨大。两大主力红军北出陕甘的通路，实际上已经打开！

光明的前景，就在红军眼前！

然而，张国焘指挥的左路军，却没有象胡宗南所预想的那样“越过噶曲河向班佑前进”。就在胡宗南无可奈何之际，张国焘却突然令已进至噶曲河畔的左路军部队停止前进，掉头西返！

大好形势之下，张国焘又生变故，这又是为什么呢？

从得知无法渡黄河西进，左路军开始进入草地向班佑前进后，张国焘就不断地对北出陕甘的方针表现出怀疑之意。8月30日，在中央和右路军徐、陈首长催促之下，对左路军作出向班佑前进的部署日程，作出的决定却是第一梯队要在9月8日才能在箭步塘完成集结和准备，而先头部队最快也得到9月中旬才能抵达班佑……

8月31日凌晨，在得悉右路军准备从岷州、西固间东进，张国焘致电徐陈首长，表示担忧和疑虑：

“西固不会是敌空隙，敌已有备。一、三军单独深入夺取，不能制敌，反为敌制”，“严重注意被敌截为数段”，

而恰恰就在那天，被“截为数段”乃至大部被歼的，是敌军，而不是红军！

同日14时，深知战机有可能转瞬即逝的徐向前、陈昌浩再电朱德、张国焘：

“目前责[贵]在速集全力出动，突破岷、西、成封锁线。康则敌力集中之路。除留两三个团向阿坝、查理寺掩护后方外，其余都应迅速集结即来。”

9月1日14时，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针对张国焘“西固不会是敌空隙，敌已有备”的怀疑，再陈利害，强调：

“情况极有利于向前发展”、“文、武，西、岷线，一般空隙无多敌，仅十二师及鲁大昌部在此，但碉堡未成”。

第一步以一、三两军控制罗达地区，四军、三十军主力控制白骨寺地区，其一部控制包座。这样控制了两条平行东向路，并随时可与胡敌五个旅有把握的作战，决不会被敌截断，更不是从间隙偷出封锁线。……

张国焘提出的种种怀疑，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都作了尽可能详尽的解答。

次日清晨6时，徐、陈首长还专电已率红一军前出侦察探路的林彪、聂荣臻，通报

“我三十军派队分向南坪、黄胜关前出百二十里侦察无敌情，向东北方向五十里侦察亦无敌情。蒋令胡敌以一部守备松、坪线，主力速集岷州，但至今末开动”，

并要求一军：

“速侦明向罗达、岷州、哈达铺、西固大小道路、敌情，并控制隘路、前线要点，对河东要地亦须派队占领，并前出游击、侦察。主力乘时整理，以利作战”。

9月2日，中央在巴西班佑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者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凯丰、陈昌浩、刘少奇、彭德怀、杨尚昆、李富春、徐向前、傅钟等，周恩来因病未能与会，史称第一次巴西会议。会议指出：

“战略方针已确定向东。”

“我们到甘肃后，客观条件是有利于红军的扩大的，……

而此时的张国焘，又是作何打算的呢？

9月2日，已来到噶曲河边的张国焘以“朱张”名义致电徐向前、陈昌浩：

徐、陈：

⒈葛曲河水涨大，不易消退，侦察上下三十里，均无徒涉点，架桥材料困难，各部粮食只有四天。

⒉葛曲河水小时能徒涉，我们不能待，现在继续侦察徒涉点，并设法架桥，明日各部均在原地不动。

⒊请你们酌派（带工兵连）一二团兵力，由二十四马鞍腰，经牙磨河草区到达渡河点，与我们会合。葛曲河右岸有树林，可架桥。

⒋请速查清班佑、阿依跟康、上下三安曲、查理寺道路，以便将来二纵队改由该路进。

……

实际上，噶曲河水流很缓，平日可徒涉，既或是雨季，水涨得快落得也快。更何况红四方面军里有支百余人左右的造船队，就编在左路军里，左路军部队已经进至噶曲河畔，即使架桥造船有困难，派侦察人员过河侦察探路也能做到，但张国焘却要远在数百里外的右路军派部队前来侦察和接应，何以要如此舍近求远？

但既便如此，为了帮助张国焘解除怀疑坚定信心，中央仍然准备按照张国焘的要求，派部队去接应左路军。

对此，数十年后的徐向前有过一段回忆：

毛主席找我和陈昌浩去，研究如何做张国焘的工作，催他带左路军上来。我说，如果他们过草地困难，我们可以派出一个团，带上马匹、耗牛、粮食，去接应他们。毛主席说：这个办法好，一发电报催，二派部队接，就这么办。

然而，右路军的接应部队还没有出发，张国焘就突然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

9月3日，张国焘突然以“朱张”名义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共中央，

徐、陈并转呈中央：

（甲）上游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只能吃三天，二十五师只二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

（乙）如此影响整个战局，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

（丙）拟乘势诱敌北进，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备粮后亦向松潘进。时机迫切，须即决即行。

朱、张

三日

北上，已是态势明朗迫在眉睫，而张国焘，却在此时突然明确表示反对北上，并开始擅自行动！

就在那天，右路军的徐、陈首长已经派出红四军二十八团携电台向白骨寺侦察前进，三十团一个营还前往通南坪的喇嘛岭垭口侦察和警戒。而当徐、陈首长看到张国焘这份突然改变北进部署的电报时，会有何种的错愕和郁闷，也是不难想见的。

感到错愕的不仅仅是右路军的徐向前、陈昌浩，在左路军，与张国焘在一起到了噶曲河边的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同样对张国焘的做法感到错愕和惊讶！

当时也在场的总参谋长刘伯承，回忆说：

说不过河了，要转回去，董振堂同志是个好人，当时就说，“小河嘛，可以过去的”。张说不行，要转回阿坝，并当即缴了五军团一排人的枪。董振堂气愤的和他吵起来，“国焘同志，你是用冯玉祥那一套对付我们，冯玉祥把我们当儿子，你又用这一套，冯玉祥已经垮了，你这样做也是要垮的”。

但是，张国焘听不进任何的规劝解释，断然下令左路军返回阿坝。他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红军总政委，朱德、刘伯承、董振堂都无法阻止张国焘的一意孤行。

这时，最感到郁闷和气愤的，还是中共中央的领导人。

从6月26日的两河口到9月3日的阿西茸，两个多月间，中共中央为实现北出陕甘的战略目的，已经对张国焘作出了多少解释、说服和让步？而就在北进即将取得成功的关键时刻，他竟然仅拿出几个难以成立的理由，不顾党的组织纪律，不顾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前途，竟然要凭借自己掌握的军事实力，彻底推翻包括他自己也同意过的中央北进决议！

左路军回返阿坝，直接对右路军已经拟定并开始实施的北出部署，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影响。

9月4日，根据“廖一旅有进抵包座讯”的敌情，徐向前、陈昌浩电令已先行北上探路的红一军三个团回求吉寺以北待命，同时也通报了“左路因河阻、粮缺折回阿坝”的消息。

同一天，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周恩来，也给红一军林彪、聂荣臻发了一份电报，但电报中所言及的主要内容却是“应特别注意改善给养恢复体力”和对周昆、朱瑞的一项任命，并没有言及左路军的情况，也没有相应的指示。

这些情况是很反常的，但也是很合理的。

张国焘就任红军总政委后，军委三局即于8月1日在毛尔盖为全军编发了新的呼号、口令、讯号，随后又收缴了各军团互通情报的密电本，连红一、三军和军委通报的密电本也被收缴换发了。

在这样的敏感时期遇到这样的敏感问题，中央领导人与原红一方面军部队指挥员之间的通报，就不能不十分小心谨慎，难以畅所欲言了。

对此，多年以后的彭德怀回忆道：

这时周恩来、王稼祥均害病住在三军团部。在巴西住了四五天，我每天都去前总，秘密派第十一团隐蔽在毛主席住处不远，以备万一。在前敌参谋长叶剑英处，得知一军团到了俄界地区，找不到向导，问不到路。没有地图，茫茫草原，何处是俄界呢？……三军团准备了电台，另编了密本，也只能说是要与一军团联络，而未说是为了防止突然事变。派武亭同志（朝鲜同志）带着指北针寻找一军团走过的行踪，务必把电台密本送给林、聂。

然而，武亭将新编的密码本送到之前，已率部前出探路多日、对主力迟迟不进的情况既焦虑又敏感的林彪、聂荣臻，对“左路因河阻、粮缺折回阿坝”却理所当然地产生了疑问。9月5日清晨5时30分，林、聂再次致电徐、陈首长：

“左路西回，于整个行动方针路线方向及行进有无变动，请告。”

也就是在同一天，远在数百里之外箭步塘（今甲本塘）的张国焘，已经向左路军后方部队指挥员倪志亮、周纯全、王宏坤发出了“我左路军先头兵团决转移阿坝补粮改道灭敌”、你们“应巩固现地伸前游击筹粮待命”的电令。

当晚20时，徐向前、陈昌浩复电林彪、聂荣臻，没有正面回答林、聂当日早晨来电提出的疑问，只是将“右路军七天整理计划”发至红一军。这时前敌总指挥部可能已得到确息：胡宗南部李铁军旅已经退回松潘，原定“九日在包座地区灭敌”已没有了打击对象，所以对一军的要求改成“前线各军应加紧筑坚工[事]，加紧游击侦察及前进准备。”

在前边焦急等待中的林彪、聂荣臻，对这样的回复电肯定不会满意，他们也很难体会到徐向前、陈昌浩在党中央和张国焘之间左右为难的尴尬处境，以及周恩来来电时难以畅所欲言的小心谨慎。

武亭一行在没有地图没有向导的极端困难条件下，靠着指北针，沿途寻找红一军走过的痕迹，经过三天的艰苦跋涉，终于将密码本送到了在俄界的林彪聂荣臻手里。

红一军与红三军建立了通讯， 9月6日15时，周恩来、彭德怀、李富春在三人联名给林彪、聂荣臻的电报中，就已经有很具体的行动指示了。

林、聂：

㈠三军（缺十团）今午仍回阿细，十三团已接觉大寺防，望与之连络。

㈡一军主力应集结鹅界，派队向罗达侦察前进。

㈢根据总部命令，决定一、三军在原地休息、整理。

……

林、聂于次日凌晨回了一电，但可能是对新密码本还不熟悉，这份电报没有译出。

7日午后14时，彭德怀、李富春致电林彪、聂荣臻，

林、聂：

（甲）本日来电译不出，望重发。

（乙）内情复杂，一军应在原地集结休整，特别注意体力[的]恢复。

（丙）一军部到何[阿]西究竟[竟]有若干里程，拟于何？立复。

……

“内情复杂”，一句话中，透露出了难以名状的无奈。

此时，刘亚楼、黄甦率领在最前面侦察探路的红一师，已然进到了白龙江畔的旺藏寺、麻牙寺地区，当天15时，刘、黄向林、聂报告并转发前敌总指挥部，汇报开路架桥以及麻牙寺地区“可驻全军”的情况。最前面的部队，还在一心盼望着红军主力早日前来。

前方曙光已现，后边却迟迟不动，林彪、聂荣臻的焦虑心情可想而知， 两人于9月8日晨7时，致电周恩来、彭德怀、李富春：

……

三、我军久滞番地，部队日益减员，应即乘岷[县]、西[固]敌薄弱之时突出为妥。目前迟迟不进，究拟如何？总指挥部、总司令部、中央对行动意见如何，盼略告。

……

电报中，林彪聂荣臻的焦虑和疑惑，已经跃然纸上。

这天的早晨，同样很焦虑的徐向前、陈昌浩，也给朱德、张国焘发去了一份很重要的电报。在这份电报中，徐、陈首长在详陈了一军前出侦察的道路行程，以及“上包座向南坪、黄胜关各搜索百里无敌情，通南坪路上有粮、房”等情况后，对右路军久困绝地迟迟不行的焦躁溢于文字，连续发问“总的行动究竟如何？一军是否速占罗达？三军是否跟进？敌人是否快打？飞示，再延实令人痛心。”

在列举北上种种有利之处以后，徐陈明确表示：“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

经过多日的电报争执，徐、陈首长对张国焘坚决不肯北上的顽固，已经有了足够的心理预期。南下重走草地实在让人心有余悸，但北上又无法说服张国焘，无奈中的徐、陈二位，又在电报中陈述“北进为上策南下是下策”乃至“万一左路若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的同时，又并列出了一个“如能乘[敌]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的意见。

而这个并列出来的“上策”，与张国焘9月3日“决返阿坝”电中的“拟乘势诱敌北进，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方案，几乎一模一样！

这可能也是夹在党中央和张总政委之间处境尴尬的徐、陈首长所能够想到的“妥善办法”。但是，他们或许没有想到，这个“妥善办法”，已经偏离了中央一直在坚持的北上原则！

 但是，张国焘却很可能看出了这份电报中有着某些他所希望看到的内容：徐陈电报中“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以及并列的另一“上策”，让控制着左路军的他，感觉到了徐、陈内心的矛盾和纠结，以及某种可乘之机。

当晚，中央政治局在牙弄村召开了一个有7人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者有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博古、王稼祥、徐向前、陈昌浩。

关于会议的情况，徐向前回忆道：

会前，毛主席他们已经拟好了一份要张国焘执行中央北进指示的电文，会上念了一下，要陈昌浩和我表态。陈昌浩表示，同意电报的内容，建议力争左右两路军一道北上；如果不成，是否可以考虑南下。我同意中央的意见，对南下问题考虑不成熟，没有表态。

那么，这次会议需要徐陈表态的决定，是什么内容呢？

正如徐向前在回忆中所述，这个会议的七名与会者，都同意已拟好的一份要张国焘执行中央北进指示的电报。这份由与会的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王稼祥等联署的电报，除了再次重申和详释北进的战略意义和关键利害之外，还委婉表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见：

目前胡敌不敢动，周、王两部到达需时，北面仍空虚，弟等并拟于右路军抽出一部，先行出动，与二十五、二十六军配合行动，吸引敌人追随他们，以利我左路军进入甘肃，开展新局[面]。

此时，红一军团主力已进至拉界、俄界，先头红一师已进至白龙江峡谷的旺藏寺、麻牙寺，正拟向前探路前进，而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部队要根据“张主席”的定夺来决定行动方向，所以，这个“右路军抽出”的“一部”，自然就很可能是右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部队！

同一天里，张国焘却已经背着中央，直接向部队发出了至少两个电报指令——都与南下有关。

电报之一，

徐、陈：

一、三军暂停留向罗达进，右路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右路皮衣已备否？即复。

朱、张

八日二十二时

张国焘的意思很明确，不仅要已经前出探路和正拟跟进的“一、三军暂停向罗达进”，而且要“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不仅仅是右路军中原四方面军的部队要南下，就是一方面军的部队，也要南下！

更为严重的是，这份电报是直接发给右路军军事指挥员的，回避了中央！

南下决心已定的张国焘，当天还有一个给左路军后方部队指挥员、红三十一军政治委员詹才芳的电报， 

才芳：

甲、九十一师两团，即经梭磨直到马尔康、卓克基待命，须经之桥则修复之望梭磨、康猫寺路，飞令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将所率人员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听则将其扣留，电复处置。

朱、张

八日

在今天的史学界，对这份电报的解读，引发了不少的歧义和争论

有不少研究者认为，张国焘的这份密电中的“军委纵队”，是指左路军中的“军委纵队”，这是不成立的。左路军中的“军委纵队”就是红军总部，当时就与朱德、张国焘在一起，张国焘用不着让远在马河坝——马塘一线的詹才芳“飞令”在自己身边的军委纵队前往马尔康；而张国焘在该电中所指“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这个具体指向是毫不含糊明确无误的！蔡树藩所率领的军委纵队，是于次日晚上从阿西茸地区随党中央一起北上的，这是无可置疑也无法颠覆的历史事实。

右路军进入草地后，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中央领导人，与徐向前、陈昌浩的前敌总指挥部一起随右路军右翼部队行动。蔡树藩所率军委纵队在右路军左翼部队行军序列中，由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指挥，虽然不与党中央在一起，实际上也已于9月初进至了巴西、阿西茸地区。而这支军委纵队若要依张国焘的这个电令返回马尔康、卓克基地区，需要7～10天行程，除了重过草地外，还要翻越打古、昌德、长坂三座雪山，这是无法执行的。

目前大多数研究文章和史籍都认为这份电报中的“如其听……”系“如其不听……”之误写或电码错译，这也是不能成立的：要执行“飞令军委纵队返回”且“予以扣留”任务的詹才芳，远在数百里之外的马河坝、马塘、梭磨一线，即便电令能传达到军委纵队，但若蔡树藩“不听”，实际上詹才芳是无法将其“扣留”的！

很显然，张国焘的企图是，令詹才芳所部进至马尔康、卓克基地区，并向军委纵队传达返回马尔康的命令，若军委纵队听从命令返回，则由到达马尔康的詹才芳所部将军委纵队扣留！

而张国焘在9月8日发出这份密电时，误认为军委纵队尚在草地行进途中，并未到达巴西、阿西茸地区与中央领导人会合。由于当时通讯联络的困难和草地地图的误差，这时的张国焘，并不清楚军委纵队的具体位置，甚至不一定清楚詹才芳的具体位置。种种因素综合，使这份电令成为无法执行的一纸空文。

但是，这份“扣留军委纵队”电令的真实性及其内容涵义，却是铁证如山，无可置疑了。

张国焘，不仅已经在秘密部署全军南下，而且在秘密部署扣留中央的直属单位了！

张国焘主意已定，密电频频，甚至已经毫不掩饰地下令扣留中央直属单位了，那么党中央和右路军指挥员徐向前、陈昌浩，又当如何呢？